做文學評論“中國派”

近些年，各地文學評論界批評流派意識越來越強。廣東已經亮出“粵派批評”的旗號，其他文學評論強省也在醞釀，可能不久后就會出現“陝派批評”“鄂派批評”“湘派批評”“晉派批評”等。不過評論流派與創作流派不一樣，創作流派突出的是獨特的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評論流派突出的是思想，重點不在地域文化特性。如今文學評論叫這個派那個派的，其實都有一個共識，就是推動中國文學評論的創新發展。因此，叫什麼派並不重要。如果一定要叫，倒不如就叫：“中國派”。

今天，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文學，正凝聚起中國思想、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與時代同行，講述新時代的中國故事。文學評論家也必須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這個時候，用“中國派”來強調文學評論家的文化身份、立場站位和思想意識，更能觸及文學評論的根本。

說到文學評論的“中國派”，自然會讓人聯想到，是不是還有一個“西方派”。回答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后，評論家讀西方理論就更普遍、更深入。讀來讀去，一些人就讀成了“西方派”評論家，另一些人則成為“中國派”評論家。前者容易當，留個學，讀些書，接受個思想體系就可以了。后者不容易當，光留學讀書不行，還得讀懂中國經濟社會這部大書。所以現在中國文學評論家群體裡，總體態勢還是前者多，后者少。

做一個中國文學評論家確實很難，難就難在讀懂中國這部大書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一條披荊斬棘的艱難之路。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受更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因此這部書很難讀，可是越難讀、越讀不懂，才越要去讀。一個中國的文學評論家，必須要有讀中國大書的文化自覺、責任擔當和意志品質。對文學評論家來說，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才能認識把握中國文學的基本規律，才能准確把握文學的基本關系，也就是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生活、文學與人民的關系。能有這樣的思想站位，文學評論的許多難題就能迎刃而解。

其實，在各種思想相互激蕩的時代，文學基本關系有時很脆弱，不時會出現被模糊被動搖被顛覆的風險。基本關系不穩固，文學發展就會出問題，基本關系變了，文學的本質也就變了。挑戰文學基本關系大都靠文學思想、文學評論。比如，用西方的歷史虛無主義、文明沖突論來否定或妖魔化中國革命歷史，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國和改革開放，從而圖謀改變中國當代文學的方向和性質。比如過分宣揚西方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並滲透到中國的文學觀裡，深度影響文學意識形態。比如用金錢和市場綁架文學，把文學變成金錢的奴隸。比如用西方的文學思想和體系來建立文學標准，引導中國文學向“西化”漸變等。

對文學基本關系的挑戰日益嚴峻，使得中國文學評論建設十分緊迫，這也在考驗中國文學評論家的責任擔當意識和攻艱克難的意志。

19世紀俄國歷史轉折時期，既有一大批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萊蒙托夫這樣偉大的作家，也產生了如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這樣偉大的文學評論家。他們共同開辟了俄羅斯影響世界的文學時代。文學評論家的作用不言而喻。

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力量正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我們需要產生偉大的中國作家，也需要產生偉大的中國文學評論家。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願景，更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中國自己的文學評論家，才有中國文學評論的未來。

(責編：劉穎穎、丁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