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卡夫卡时在谈论什么

【编者按】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写下了包括《判决》、《变形记》等在内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或译《审判》）和《城堡》，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随笔等。作为公认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的作品意味着怎样的阅读体验？当我们谈论卡夫卡时在谈论什么？

卡夫卡不是完全没有幽默感，也不是完全没考虑过拿诺奖的可能性。他因肺结核转为喉结核去世，在病床上受了许久多痰的折磨，不过他不忘开玩笑：“我觉得我应该得诺贝尔痰奖。”有不少关于卡夫卡的段子，比如他的犹太家庭背景——
父亲：儿子，你恨我。
儿子：爸爸，我爱你。
母亲：别跟你爸对着干。
或是他的政治取向——
什么是反乌托邦？
奥威尔：被监视。
赫胥黎：被改造。
布拉德伯里：书被烧。
卡夫卡：根本没人想监视、改造你或是烧你的书。

编辑、译者 盛韵

我不是卡夫卡迷，但印象比较深的是《城堡》和《美国》。主人公永远到不了心中的目的地，以前读起来觉得深刻又荒谬。这种具象的路径迷失很容易就令人想到心路迷失。但如今越来越发现这一点也不荒谬，像我们可能会面对的至亲或爱人的心，看看就在那里，怎么走也走不到。无论是什么平台的是非场都很像拥挤的、来路不明的脚步，步向到不了的“美国”的希望。

作家 张怡微

一个作家成了形容词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觉得不用再去读他了。比如，《审判》，说的难道不就是雷洋的事吗？在当代文学意识里，卡夫卡的伟岸伟在他的先知。但是我呢，已经有几年了，觉得“好像就在写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值得拿出来广播的阅读方式；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其实人家心里根本就没你。更何况，保罗•德曼说，寓言式的解读，本身就是失败的。而因为卡夫卡的故事有种纯粹，所以特别容易任人打扮。布雷希特读《变形记》说卡夫卡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作家，卢卡奇也读了，说这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布鲁诺•舒尔茨还把《审判》译成过波兰语，后记里认定这是宗教精神指引的。读书都是各取所需，要我说的话，人世的悲苦本来就大同小异，还是琢磨像卡夫卡为什么读起来Kafkaesque这样的技术问题比较有意思。

自由撰稿人 陈以侃

卡夫卡对自我全然的倾注让我震撼，告诉了我一种与世界不和解的可能。我爱他的短篇小说多于中篇，却最爱他的随笔，挥刀向他者的箴言却用来剖析自己，通过这个幽深的道路秘密却又毫不犹豫地切向世界。冷静、简洁、柔软、尖锐，这是他赤身抵抗日益板结的世界的唯一方式。或许，找到最后，就是这种从不和解，从不寻找依靠的沉默抗争，才更彻底和动人吧，就像他曾经描写父亲命令儿子去死，儿子如何用标准的运动员姿态跳进水中，打动我的不是存在于文字中的残酷、冷静与决绝，却是描述之外他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沉默的夜里孤独地杀死自己，却又在每一个清晨准时复活成一位称职的小职员。
奇特的是他的相貌，消瘦的脸上一双眼睛涌出夺目之光，而一双耳朵略尖且大，总让人想到蝙蝠，蝙蝠对光明全然盲目，却在黑暗中诞生出自己的世界。
到了最后，他吩咐好友把这些仅仅属于自己的反抗烧毁，也许他认为，反抗只有归于自己的内心才足够真诚，或者他觉得，这黑暗中赤身肉搏的场景太残酷，他早已决意在死亡的判决里与世界做最后的了断。朋友违背遗愿成就的荣耀，又何尝与他有关呢？

大学教师 兰宇冬

许多年之后，当我面对书城厚厚的《卡夫卡全集》精装本时，总会想起南市文庙周末的上午。明知十点以后不会有什么“好货”，也明知兜里的五块钱不足以支撑什么“壮举”。十点半买票入场，迎面一个地摊，一堆图书馆作废书，一扎“外国文艺丛书”，一本《城堡》。“多少？”“五角。”一把攥在手里。往里，同是上海译文的橘皮《审判》。“五块。”“没带那么多。”暼一眼。“那四块吧。”乐呵呵捧着收工回家。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判决》与《审判》不是一回事儿！

高中语文教师 小怪

哪怕高中时候《变形记》被语文老师分析来分析去，卡夫卡总是和孤独与悲伤联系在一起。村上的致敬之作《海边的卡夫卡》，似乎也承袭了这种孤独与悲伤，这种气质在这个躁动与喧哗的世界里显得特别高贵。

媒体记者 鲍伊琳

如果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哪一篇小说带给我终生的恐怖，我想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初次读到这篇小说是在我15岁左右，在市三女中的图书馆里，它藏身于余华所编的《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在洁白的纸页间，我看到了一台闪着寒光的机器，四周不知为什么给我以极地的感觉，像是在阴天下的雪地上。小说中有流血与死亡，却也同样是流着白色的、没有生命温度的血，死着毫无意义、金属质地的亡。这篇冷酷而节制的小说让我知道了卡夫卡的厉害，我不能说它比《城堡》和《变形记》更深刻，但显然它影响了余华也影响了我。在写这段文字时我再度在网上阅读了一遍《在流放地》，在一种又恶心又想流泪的感觉中，我读到了结尾，这个结尾，我在15岁的时候不曾注意到，也没有留下过印象，但现在它来了：“……旅行家才走到通向小船的长石级的半路上，他们就在后面追来了。他们大概想在最后一分钟逼他把他们带走。当他在水边和一个摆渡的争论送他上轮船得多少钱时，这两个人直从石级上冲下来，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敢声张。可是等他们来到水边，旅行家已经上了小船，船夫也刚刚把船从岸边撑了开去。他们本来可以跳到船上来的，可是旅行家从船板上拿起一根打了个大结的绳子，威胁他们，这才阻住了他们。”这活像一个噩梦，你威胁它，才阻住了它跟上来。小说就此结尾，然而，然而，我知道，船并没有开出很远，这两个人还在石级上，企图游过来。这就是我们能够与平庸的恶保持的最大距离了。

杂志编辑 吴越

卡夫卡在《桶骑士》（或译《骑桶者》）里说冷而寒，和我在这个夏天感受不一样，我是热而懒。桶骑士没讨着煤然后消失，不是避而不见，是永远消失。这悲催的哥们，有两点一直让我忘不掉：一，他竟然可以骑木桶赶路；二，他是不被看见的。这当中的因果关系，一再使我感到宽慰。

出版社编辑 Joe

一想到那个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变成虫子的意象，就不太有阅读欲了，所以至今也没有读，倒是在微博上看到过止庵老师说卡夫卡是这世界最后那个关灯锁门的人，这话瓦凉瓦凉的，印象蛮深的。

出版社编辑 彩笔描空

今天谈起卡夫卡，我们不光会想到他的作品本身，他所代表的那个现代主义的高峰时代，他对80年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我们一定还会想到由他滋生的20世纪文学理论。本雅明和德勒兹是20世纪最重要的卡夫卡解释者。1934年12月，本雅明发表了《弗兰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1974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出版了《卡夫卡：通向一种少数文学》。本雅明和德勒兹的论述共享了同一个起点：对卡夫卡的作品，既不能采取一种自然的解释（精神分析式的），也不能采取一种超自然的解释（神学的、形而上的）。本雅明第一个告诉我们：卡夫卡的作品只能按照字面意思阅读，只能将其视为某种试验机，考察这些最浅表的符号产生的效果，而不要妄想从中阐发出任何神秘的深意。德勒兹借助卡夫卡提出了“少数文学”的概念。少数文学抵制有机体、意义、阐释、主体化、臣属，它是政治的（political），它关乎欲望。不论是卡夫卡还是它的解释者，都是逝去的20世纪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文系研究生 小K

我感觉，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一个块茎文本。因为它表达了对以往二元逻辑“树—根”体系的反叛，进而用自身的“侧根系统”来诠释一种蓬勃生长的多元体状态。无论是《变形记》里格雷戈尔“虫形”“人心”的异质性元素组合还是《审判》中如“戏中戏”一般的《在法的面前》，抑或是《中国长城修建时》里有关“一道圣旨”的离题插入，不得不说，卡夫卡的作品里总是充满了随意的裂变和惊喜的新生。

中文系大三学生 吕肖璇

读过卡夫卡的《城堡》，还记得大体的故事情节，是一篇弥漫着模糊和奇幻的小说，多义性极强。去读卡夫卡完全是因为时间有空，然后也喜欢卡夫卡的文风，很多人说卡夫卡难读，但比起普鲁斯特、《尤利西斯》这些作品还是好读的。感觉《城堡》写出了人生的真谛，即你不知所谓地来到世界上，试图寻求真谛，但连第一步都踏不出。

政治学大二学生 贺宇昊

记得是两年前读了卡夫卡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变形记》，典型的现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晦涩难懂，我还去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爱因斯坦大概也说过读卡夫卡的时候常常觉得人的大脑不够发达，而且整体感觉非常压抑，绝对不是愉快的阅读体验。

新闻学大一学生 潘可为

当时在哪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北大还是清华的老师讲法律与文学，然后里面推荐了卡夫卡的小说，叫《审判》，但是后来因为自己有事，小说没有读完，所以印象的话除了难懂似乎别的也想不起来了。

法学院大学生 Jacques

没有看过卡夫卡的作品，但是读过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只记得那本也是一部十分玄幻的小说，就读着读着会让人不知所云打瞌睡的，什么一会儿石头会说话，一会儿主人公和一个陌生女人发生了谜之关系等等，也是无法理解。不知道村上写的这个“卡夫卡”跟作家卡夫卡有什么关系吗？

新闻学大四学生 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