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让律师的执业权利从文本走到地面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琳

　　法治既已是中国的治道变革方向，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坎。当务之急，是要让律师的执业权利从文本走到地面。

　　近日发生的几起律师与法官“死磕”事件，印证了律师行当并不风平浪静。广西一位律师的裤子在某法院被法警撕破，更在法律职业的专业槽内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无疑格外惹人关注。

　　和一些地方官员对律师的不待见相比，《意见》高度肯定了律师的作用，并将律师制度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换言之，在中国，律师并不是什么“在野法曹”，而是“自家人”，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要深化律师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内容当指向律师执业保障机制的完善。毋庸讳言，律师是为公众提供法律维权服务的，而多年来，律师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屡遭侵犯，需要法律和司法的帮助。如律师界多年来一直呼吁解决的“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这“老三难”问题，近年来曝出的律师在庭审时常遭遇的“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这“新三难”问题，背后都有律师执业保障机制的欠账。

　　不管是法庭之外的会见、取证、阅卷，还是法庭之上的发问、质证与辩论，都是法律所明确保障的律师执业权利。这些权利的维护与保障，不仅事关律师群体的顺畅办案，还直接关系到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证。因此，律师执业保障机制的完善，实质就是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是法治精神的落地。

　　为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意见》提出6方面措施，排在首位的就是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意见》明确要“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措施，强化诉讼过程中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等各项权利的制度保障，严格依法落实相关法律赋予律师在诉讼中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这些具体举措，指向的正是前述“老三难”和“新三难”问题。

　　《意见》还提出，应完善便利律师参与诉讼机制和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关司法机关要加强监督，依法启动相应程序予以纠正，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联想到近年来间或出现的律师在法院内被打的新闻，这些举措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律师在今天的社会大舞台上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由于种种原因，律师执业环境尚不尽如人意。律师执业环境其实也是微缩的法治环境。法治既已是中国的治道变革方向，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坎。当务之急，是要让律师的执业权利从文本走到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