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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杨明新/刘晓艳　年龄：34岁/31岁

　　职业：失业/失业　居住地：广州/顺德

　　代表阶层：房奴

　　今年12月14日，广州市白云区同德围鹅掌坦一间出租屋，屋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河南人杨明新手抓一份报纸招聘广告来回踱步。今年10月，其供职的广州某广告公司和他签的劳动合同到期，公司未与他续签，34岁的客户经理杨明新失业了。跟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一起，现在的杨明新每天坚持看报，在人才市场游走，马不停蹄地面试。杨明新感慨道，面对大量更年轻，拥有更高学历的竞争对手，自己好像丧失了所有的优势，两月来一无所获。

　　此前的12月5日，杨明新与刘晓艳的第二次离婚官司在番禺区大石法庭开庭，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相爱的两人如今形如陌路。

　　这一切的变故，都与他们购买的番禺大石镇某小区一套商品房有关。2003年以来，房价持续上扬，城市中光鲜的白领们也遭遇生存的尴尬。在广州打拼多年的杨明新夫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在2006年无奈地阐释了“房奴”最切身的痛。

　　大专毕业的河南青年杨明新1997年5月来到广州。像无数满怀着梦想来到这个城市的年青人一样，他们挤在空气不通畅的宿舍，跷着脚望着窗外的天空；或住在远离市区的出租楼中，每天早晚混在各式各样的车流人流中。打拼中的他们有一条极为相似的价值观：买套房子，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在大都市站稳了脚跟，房子能带来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安全感。

　　杨明新最开始在一家小型市场服务公司做市场推广的业务员，他拿到的第一份薪水是1500元。2001年入职广州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担任客户经理的他月薪为4000多元。

　　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晓艳原籍湖南邵阳，1993年9月来到广东。那时她本该在高中一年级的课堂里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是贫寒的家庭已交不起她的学费。作为家中的老大，她只身来到广东打工。最初她在东莞一家台湾人开的鞋厂里做工，月薪只有1000元。没做多久她就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歧视，在保安眼皮底下跳窗而逃。

　　1995年，她来到广州一个小公司做销售，举目无亲的她住过立交桥底，住过华南师范大学里8元一天的“又一村”地下室，早年的艰辛落下了如今风湿的病根。辗转几次，她最终在1999年底进入联通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凭借自己的努力一直做到了番禺区区域经理，管理着十多个手下，招人培训都是她一手操办，这时她的月薪达到了6000多元。

　　生活渐趋稳定的她在这期间圆了上学的梦。通过成人高考她重新回到课堂，并于2003年7月拿到了暨南大学夜大的市场营销大专文凭。

　　1999年11月，在同一座写字楼上班日久生情的杨明新和刘晓艳，坠入爱河。那时杨明新住在同德围鹅掌坦的出租屋中，刘晓艳住在石牌村，在广州独自打拼多年的两个人，终于有了互相的依靠。

　　2002年5月，他们拿出多年来在广州打拼的所有积蓄在番禺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新居。总价24.9万元，首付9.5万元，月供800余元，计划供20年。

　　2002年5月8日，他们一家从石牌东狭小昏暗的出租屋搬进了番禺大石镇南国奥林匹克花园宽敞明亮的两房一厅。搬家公司的货车上，大大小小的家当中间，挤坐着30岁的杨明新、27岁的刘晓艳和她年迈的父母。杨明新嗅到充斥在周围的搬家工人们的汗味——这些年在广州打拼无比熟悉的味道。但杨明新并不留恋这味道，他觉得自己正在加速奔向一个新世界，遥远的番禺，不仅有他的新家，还有他们崭新的生活。

　　新家周围的环境很好，空气清新，非常安静，处处是绿树鲜花。他们买房半年后，2003年，广州的房价开始一路攀升。杨明新说，在这个城市里，跟被房价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年青人相比，早走一步的自己实属幸运。

　　他们在2002年底和2003年提前还款两次，共计5万元，后来的月供降到了500多元。单从数字上来看，月供800余元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最大的问题是，首期款和提前的还款把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部掏空，两人的存折，大多时候只有几千元的余额，甚至几百元。

　　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也开始遇到挫折。2002年3月，刘晓艳第一次流产。当时她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上课，还要照顾体弱的母亲。流产之后，她和丈夫商量后暂时辞掉了工作，她试图自主创业。

　　2002年5月，她加盟了一家连锁洗衣店，当年10月退出。12月，刘晓艳在小区边上某村村民的出租屋里开了一家美发店，一共投入了7000余元，每月盈利不过几百元，几乎白干。2004年5月，操劳的刘晓艳再一次流产。当年年底，美发店终于经营不下去，以3800元转让了出去。

　　买房后，整个家庭只能靠杨明新每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维持，还要供房，生活日渐拮据。刘晓艳开始后悔买房用掉了之前所有的积蓄。2005年，在两次工作都宣告失败之后，刘晓艳迎接了三年中的第三次流产。

　　逐渐恶化的经济状况迫使杨明新一家生活更加节俭。2003年起，有了危机意识的刘晓艳便开始把每天的交通费，餐费，购物费，应酬费一一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

　　2005年7月24日的记录基本代表了她的正常花销：蛋卷3元，粉丝1.8元，葱0.8元，早餐1元，合计6.1元。这时他们每天的生活费都在10元左右。记者看到，几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早餐支出都为1元多。

　　他们常货比三家，在多个超市中选最便宜的商品。后来，他们就在小区周围本地人开的士多里买，刘晓艳说：“去一趟超市，总会花几十元钱，在士多里就不会乱买东西，而且还可以讲价。”2006年初的春节，他们的开销也仅200余元。没有新衣，没有喜庆的装饰品，没有鲜花，只采购了30余元的糖果和瓜子。农历大年三十傍晚，他们花了20余元买了些家常菜，桌面上的两荤两素便是他们的年夜饭。

　　日子渐渐拮据，并不是这个家庭所能预料到的最坏的结果。接下来发生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象过的打击。

　　2003年，杨明新的视力在半年内急速下降，看东西的视野越来越窄。短短半年，连近在眼前的妻子也认不出来了。除此之外，杨明新还经常感到头疼，呼吸困难，情绪出现极大的波动。2004年12月，经过中山三院神经外科检查，核磁共振检测的结果是：杨明新长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脑垂体腺体瘤”，如需治好，需要花费很大一笔钱。

　　杨明新用“五雷轰顶”来形容当时的震惊。饭可以不吃，病不可以不治。2005年3月，他接受了手术并住院1个月，总计花费4万余元，借债2万余元。

　　由于肿瘤位置复杂，手术无法一次切除，2006年2月，杨明新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总计花费5万余元。加上8月左右手术后的电疗，虽然杨明新在单位有医疗保险，但是实际上帮助并不大，像脑垂体肿瘤这样的大手术，无论是手术用药，还是后期康复用药，基本上都是昂贵的进口药品，根本不能包销。刘晓艳当时无奈地表示：“第二次手术的钱全部是跟亲戚朋友借的，再这么下去，根本就借不动了。”那时，有过两次流产经历的刘晓艳又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为了照顾患病的杨明新，她每天来回奔波照顾丈夫，经常挺着肚子一个人挤公交车。为了省钱，她回到湖南老家待产，在邵阳的城中村里租了间只需要100元月租的房子，每天只有早晚的几个小时能照进阳光。怀孕的最后几个月正值酷暑，坚硬的床像是一块烧红的铁板，躺在上面，刘晓艳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2005年9月，女儿平安降生。

　　今年3月20日，杨明新第二次手术后出院。就在他出院后的第二天下午3点半左右，另一场横祸飞来。刘晓艳和母亲、孩子乘坐公交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当公交车开到天河立交路口时，司机因避让一辆突然出现的人力三轮车踩了急刹车，坐在后排最高位置上的母亲和女儿因惯性滚落在地，一老一小都后脑着地，仰面朝天摔倒，诊断报告指出孩子有脑积水及轻微脑萎缩的危险，老母亲则多处软组织损伤。

　　一个三口之家，丈夫脑瘤、幼女受意外，家庭经济一下到了崩溃的边缘。

　　能解救这个家庭的，似乎只有卖房。

　　刘晓艳3月30日一边哭一边把母亲、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狠狠心又马上回到广州。而丈夫杨明新也早被她“赶”回了河南老家休养。这个内心坚强的女人，已下定决心卖房救人。

　　刘晓艳是在今年4月底找中介公司放的盘。“五一”期间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前前后后独自面对了20多个买家。刘晓艳每次都心如刀割，价钱也很难谈拢。毕竟住了4年，还差不到9万元就能供完的新房，怎舍得拱手让人。但丈夫的病不能不治，女儿和母亲又遭遇飞来横祸，已经负债6万多元的他们没法再向亲戚朋友开口借钱，只能卖房子救命。想到黄金周后就很少有人看房了，刘晓艳忍痛在5月8日签了售房协议书。

　　2006年5月13日晚9时多，杨明新从河南老家乘火车回来，疲惫地靠在沙发上，留恋地看着他们的家：66平米的两室一厅，客厅铺着洁白的瓷砖，墙边摆着绿色的盆栽，主卧挂着婚纱照，小卧室里摆着双层母婴床，床上还有一些色泽鲜艳的玩具，那是如今远在湖南农村老家的女儿苗苗以前玩的。刘晓艳试图控制情绪，眼泪还是忍不住流淌出来。“4年前的5月8日，我们买房；今年5月8日，我们签下合约，卖了房。”刘晓艳说，4年经历的事情，就像是一场梦，一个让他们束手无策的轮回。

　　番禺南国奥林匹克花园以及丽江花园等地的业主们5月底一共为杨明新夫妇捐了3万多元善款，许多人捐款的动机，是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共同的恐惧和绝望。

　　如果杨明新夫妇能坚强地携手共渡难关，那么这个故事也许会有一个还算完美的结局，他们还是可以重新为新房子而奋斗。可是，生活往往喜欢和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开玩笑。在疾病与贫穷面前，人性的弱点显露无遗，昔日的温暖变成冷漠与互相指责。曾经幸福的家庭也在一夜之中分崩离析。

　　3万多元的捐款分配问题，也成为两人感情破裂乃至离婚的导火索。

　　2006年8月1日，刘晓艳诉杨明新提请离婚一案在番禺大石法庭开审。庭审中，刘晓艳请求法庭判处离婚并分割二人的共有财产。两人的共有财产主要为卖房款24万多元以及他们接受的社会捐款3万多元。由于正在南方医院接受放射性治疗，杨明新并未出席当日的庭审。记者当日下午抵达南方医院，杨明新表示，自己为家庭做过不少努力，如果一定要分手，希望能先治好病再谈离婚。

　　顺德陈村一个10平方米的简易出租屋，一张床、一台小电扇、一个电热水壶还有一个装衣服的蛇皮袋，这是刘晓艳的全部生活装备。今年6月从自己的房子里搬出来后，她就一直蜗居在这里。

　　她不再做饭，每天就在附近的小食店里买盒饭吃或者吃快食面。“重新买炊具做饭很浪费，现在也没这个心情。”只想着早点离婚，然后重新找一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刘晓艳说，对于她而言，4年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轮回，也是一段感情的轮回。她最期盼的就是法院能尽快给出公正的判决，早点了结彼此的纠缠。

　　卖掉房子后，杨明新独自搬到广州市鹅掌坦只有20多平方米，月租380元的出租屋。他一再表示自己对刘晓艳一直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曾发短信要求妻子与他同住。杨明新觉得，妻子要求和他离婚的真实目的是嫌弃他身患疾病，因为一方面要继续花费较多费用和时间来治疗，会给家庭带来较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巨大的脑垂体瘤会直接影响男性性功能而导致夫妻间生活不和谐。杨明新说，他现在的愿望无非就是希望刘晓艳能够把卖房款取出一部分，好让他尽快住院治疗，只有治好病，他才能继续工作。

　　面对夫妻两人各自不同的说辞，曾经帮助并捐钱给他们的业主纷纷在网上表达唏嘘之情，劝他们放爱一条生路。

　　几个月来，在南国奥林匹克花园及其它一些业主论坛上，他们的故事仍然让许多业主们沉思、感叹。

　　在卖房后的半年，原来属于杨明新一家的房子价格上涨了约80%。

　　□本报记者刘荣实习生张瑞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