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化解舆情风险

　　近日，有网络视频披露了今年4月发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起案件，一女子过马路时被车撞倒，肇事司机逃逸，该女子后遭过往车辆二次碾压死亡。舆情沸腾，从路人的“冷漠”到肇事者责任的追究，从交管部门红绿灯设置的缺失到交通秩序生态的不足，从彭宇案的负面效应到小悦悦案的类比，从道德的下滑到法律的完善等等，都成为舆论评析的标靶。究竟是受彭宇案的负面影响还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了这一悲剧，不一而论。这对司法机关如何更有成效地应对这样的热点舆情提出了挑战。

　　在网络流传的还有一段长约50秒的“伴娘遭两名男子猥亵”的视频，西安警方两次回应舆论关注，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并最终通报查获两名涉事男子，获得舆论认可。而对于伴娘由于和两名男子认识，放弃追责，则引发法律工作者对该案是追究法律责任还是在道德范畴内解决的分歧。

　　云南省检察院挂牌督办老村医猥亵16名男童案，体现了较强的舆情风险意识，避免了媒体的炒作。而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原纪委书记张学林车祸案延宕多年，至今真相未明，“谁是肇事真凶”仍是迷雾重重。此案所引发的对当地政治生态及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声音，每一次都随着案件进展的报道，而再度出现。沁阳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科长王浩斌最终被法院认定并非真凶，却由于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而在江宁公安分局汤山派出所民警带犯罪嫌疑人涉水辨认现场引发的舆情中，江宁公安分局官方微博给出回应，并与网友加强互动，释疑解惑，获网友点赞，成为政法新媒体应对舆情的又一成功案例。在湖南永州“警车撞孕妇逃逸”舆情中，当地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微信，澄清事实，成功辟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