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治靠一票否决 不如靠机制创新

耀琪

《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已逾24年,广州的社会治安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即日开始,其修订版《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对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部门和属地责任,强调“一票否决”,凡是受到黄牌警告、一票否决的地区和单位,在解除、撤销之前取消综合性荣誉称号和受奖励资格,其责任人不得晋级晋升,不得易地、易岗担任同级领导职务,不得评先、评优。

熟人社会消失,不稳因素增加

24年间,广州地区治安形势变化较大,城市规模扩大、城镇化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出租屋急剧增加。许多治安问题的出现,与城市格局与居民生态的变异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熟人社区”纷纷解体,守望相助变得非常困难。城中村变成出租屋群落,管控外来人口未有良策。失业人口增加,就业机会严峻,导致不安稳因素剧增。所有表面上的突发治安问题和恶性案件,其实都是长期变异机制而产生的。

当前这种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远远超出了作奸犯科的层面。单靠公安部门去打击,即使耗费大量警力,也只能是事后追究。现实中常见把违法人士带到派出所,也无法解决屡抓屡犯的问题。许多尖锐矛盾,就更不是公安部门所能化解的。所以《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比如公安、卫生计生、民政、街道等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吸毒人员、精神病人的管理服务与救助救治工作,加强对来穗人员、出租房屋的服务管理工作。这种考虑都是为了重组社会安全网,希望让原子化的社会变得可管控。

行政弊端已久,难免各自为政

对于综合治理的强调,是无论如何都不过时的。但在当前条件下,首先要做的不是继续强调意义,而是从机制漏洞与行政不作为方面进行修补。通过创新和凝聚部门间的联动机制,才可能让责权变得更加清晰。但是囿于现在的行政管理条块分割,再加上人力资源有限,很多部门在管理辖区事务时,只会恪守界限,对灰色地带却很少管得着。对于常态问题,基层人员其实并非不知,却因为没有责任制要求,一律少管为妙。

如此各自为政的结果就出现大片的治理盲区。比如对流动人员信息缺乏及时、全面的掌控;对社会危机苗头没有充足的警惕。对公民的服务,缺乏持续有效的跟进,个人遭遇投诉无门,常常铤而走险酿成社会悲剧。对于这些悲剧,事后却常常只能总归结为个案了事。行政机关的各环节并未构筑起强有力的保障与防范体系。

让权力网络向服务网络转变

《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制。凡是受到黄牌警告、一票否决的地区和单位,其责任人的仕途将会大受影响。这样的措施也就是给地方领导以更强烈的督促,促使他们不敢放松警惕。如此压力传导机制,在形象良好的地区是可行的。换在治安情况历来复杂的地区,估计没有谁可以幸免。因此,与其把压力只放在某个领导身上。不如鼓励基层创新治理手段,推动积弊多年的问题得到化解。比如城中村问题就是如此,唯有在技术操作层面进行突破,掌握辖区人口动向细节和规律、对舆情民意做好充分预警,否则花精力解决脏乱问题也不过是表面文章。

广州作为接纳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这个城市长期的命题。作为服务和管控对象的公民,就是这个管理的核心所在。城市管理难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不同类型的人群衍生出来的。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可以借鉴国际移民都市的经验,同时针对地方突出问题,制定有前瞻性的法规。

此外,面对移动互联网的现实,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流动人口实现全面的掌控也是势在必行的。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改革行政思维,让权力网络向服务网络转变。以人为中心整合公共服务模式,才可能更有效实现综合的效果。

(原标题：综治靠一票否决 不如靠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