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教育失败反思中国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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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1. 美国与中国的教育：谁要学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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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十几年，在读书、教学，以及切近地体验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其中一个让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办教育。对很多留过美的、去美国到此一游过的、或听过传说中的美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来讲，先进的美国自然是先进教育的典范，而落后的中国自然是应该向美国学习。他们会说，中国是应试教育，美国是素质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表现在中小学教育非常烦琐，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这样不利于中小学生素质的培养。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一定要依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把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东西改革掉。

可很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报纸上常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教育有多好，而是它在相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教育来言有多失败和美国应该如何以后者为典范进行教育改革。在一篇充满讥讽与调侃的文章里，美国学者、教育家彼得·伍德（Peter Wood）指出，在美国终于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杜威的当代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系的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中国炙手可热，因为中国人希望采纳美国式的教育理论。他指出，通过这种交换，通过向中国输出这种愚蠢的教育体制，美国也许最终能钳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给美国带来的威胁。他调侃地说这可能是个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伟大阴谋。伍德的文章发表于美国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杂志。但是，本身立场（在美国政治的意义上）左倾的《纽约时报》的（温和）左倾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也呼吁美国应向中国学习，适当压制学生的快乐与自由。

并且，比如，就数学教育而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曾几何时，美国一些搞数学教育的人认为传统的数学教育方法太僵化：死记硬背，通过重复性地做大量习题来学习怎么样去解决数学问题。他们认为这种传统教育窒息了学生的创造性。他们主张，学生不应该死记硬背诸如九九表这样的东西。老师不应该强调重复做习题，而是不告诉学生究竟应该怎么做，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解决数学问题的思路。教材也应该多样化，由每个学校和老师决定选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多少东西。但这种强调灵活与创造的结果是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不仅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基于这个现实，美国的数学教育工作者和这篇社论的撰写者都认为美国的数学教育要改回去。一般来讲，在美国，越来越多关心教育的人认为这种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应试教育，强调灵活和创造力的教育是失败的。关于中国的教育，一些中国人经常抱怨的另一点是中国教育不重视素质教育和社会能力的培养，而专注于应试教育。但是，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一个孩子也不落下）的政策导致了很多差学校削减如“社会实践”这样的课程，而专注于读、写、算术这些基本技能课程。这项政策强调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衡量中小学的教育成果，奥巴马政府也继续了这项政策。

《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Elizabeth Rosenthal）在最近的一篇报道里指出，美国教育哲学的主流曾认为考试有伤于学生的创造性和自尊，并忽视学生发展上的不同，因此不喜欢考试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思想正在被不断地挑战。有意思的是，她曾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她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曾接受的教育就比美国一般学校要更多地强调考试。但是，她和她的两个孩子都更喜欢中国式的教育。她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Testing, the Chinese Way”（以中国的方式考试）。在这些考试的推动下，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根据老师所教年级成绩的变化来决定老师的奖金。这种“按能取酬（merit pay）”的政策曾被美国强大的教师工会所有效地反对，因此这一变化可以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奇迹。那么，美国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更一般地来讲，美国教育的一些经验教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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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乐教育与创造性教育的误区‍

我们知道，美国教育比较强调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对创造性的强调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到西方启蒙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即每个作为抽象个体的个人都是平等的，其个人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美国的对个人创造性的强调更晚近和直接的思想渊源则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当然，这种现实主张到底与这些哲学思想有多大联系、这些哲学家到底是不是持这样的观点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Alexander），笔者的一个朋友、一个美国的杜威专家、一个自认为深受美国“新数学”改革之害的人就曾向我指出杜威不会支持自认为强调创造性的“新数学”。另外，美国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即对知识精英的蔑视——和美国的商业传统也对创造性和快乐教育的强调有影响。

（反智就意味着精英不比常人更有见识，所以常人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商业化的泛滥就意味着学生是付钱的顾客，让顾客满意（快乐）是店家应该重视的。）不管其思想来源如何，基于这种对创造性的强调，有些教育者认为我们不应该给小孩子灌输任何东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创造的定义是对固有模式的克服与反叛。因此，你想要创造必须先有些东西，有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但如果你连固有的模式都没有，你能反叛什么呢？落实在中小学教育上，一个中小学学生在还没有一个常规的情况下能创造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创造无非是他本性里边的东西的随意和廉价的流露。‍‍

因此，要让中小学生有厚重的创造性，他们需要先被给予一套固有的模式与系统。但是，有人会说，赋予这种系统时，我们为什么不能象美国那样，强调自愿、快乐地学习？尤其是浮光掠影地看过美国的人，经常感叹美国的孩子有多轻松、快乐。但是，美国孩子之所以能这样轻松、快乐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的结果吗？这会不会与相对富足的美国生活压力小有关呢？我们从一个中国的例子就可以看到教育理念之外的因素起到的作用。比如，中国各地教育思想的差别并不大，但我们都知道比农村、小城市生活压力小的大城市的学生相对来讲更轻松、快乐，知识面也较广，而不是一门心思都扑到与考试相关的事情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教育理念比较强调学习的愉快，它对学生的状态也是有影响的。

但是大家想一下，中小学时有谁会自愿去背那些课本，做那些数学习题呢？小孩天性都是想玩的，是不想去念书的。放任自流的话中小学生很可能不会去学任何东西。再快乐的教育，念书必然都有痛苦的成分。但是，为了让他长大后受益，我们不得不逼迫中小学生去学一些东西。‍‍

当然，既然小孩天性好玩，既然人天生地喜欢趋乐避苦，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因势利导，让他们发现学习的乐趣。并且，我们是想让学生自己掌握知识，因此我们需要激发他们的主动性，而不是老师永远地手把手地教。在这些方面上，中国中小学教育是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有些东西可以教的更灵活、有趣，有些死记硬背的地方是应该去掉，在有引导的情况下尽量让学生自己掌握相关知识。在这些方法的改进上，美国的教育系统确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它给予学校更多的灵活性，允许他们根据他们最直接的经验和特定的环境尝试不同的教育方法。这‍‍种多元性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在鼓励这种“教育特区”的试验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如何避免使学生成为这些试验的牺牲品。比如，在鼓励这种教育试点的同时，我们应‍‍该有些基本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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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话说回来，再灵活、再快乐、再让学生主动的教育也要有大量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也要有喂给他们的东西，也要有让学生痛苦的地方。这里，让学生学会该学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让他们快乐和不同的教育方式只是手段，是服务于前者并在二者冲突中要为前者让路的。该死记硬背的东西还是要死记硬背，而这里关键是要死记硬背的是什么。就语文课来讲，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应该是中西传统里面最好的东西。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并且，我们只有在对传统的东西了解以后，才能有真正的突破与创造。可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东西是传统文化里最好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中小学课本里的有些空间就被浪费掉了。让学生死记硬背二、三流的东西，培养出来的自然多是二、三流的学生。只有用一流的东西才有可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一些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人也许是不满于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他们将这个问题混同于死记硬背本身。

‍3. 中小学是否需要素质教育

比照美国的教育，我们中国人常抱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只重视应试教育，而不重视素质教育。这种不重视的结果是造就了很多高分低能和高分低德的人才，自杀的和杀人的都有。但是，美国杀人自杀的学生也有，而中国人做这种事的比例真地比美国人高么？即使中国人走极端的比例更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教育的缺陷还是生活的压力？并且，中国人面对社会的手足无措也许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地区差异和社会本身的快速变化的结果。但是，由于中国学生来自比较艰苦的环境，他们也许有更强的生存能力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在本文的最后一节笔者会进一步批评对考试的种种偏见。但不管怎样说，人的综合素质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学校真是素质教育的有效场所吗？另外，中国的应试教育真地对素质的提高没有作用吗？

据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学校因为教育一直落后，它的学校校长要把社会实践课砍掉，只教数学和英文。有人抗议说不教学生的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怎么行？这个校长的回答是一个学生没有基本的读写能力，不会算算术，在社会上绝对生存不下来。这些东西是我们学校可以教给他们的。而社交能力是在社会上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的。我们连读写、算术还没教会学生，奢谈什么社会实践？

当然，有条件的话，学校应该两者都教。但是，如果学校没这个条件怎么办？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应有尽有的理想世界里，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当然应该也能够把每个学生都好好培养一下，不但教每一个学生基本的数学和语文的能力，还要教他基本的素质和社会能力。但是，现实世界不可能有那么理想，我们只有有限的金钱，而且不可能依每个学生的需要来给他配备相应的老师。所以，在现实世界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用有限的金钱、时间、人力来怎样培养出总体上讲最优秀的学生。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用学校培养那些既重要、而学校用其有限的资源也能有效培养的东西。学校要同时有素质教育和语文数学等基础教育，当然会很好。但是如果现实中我们只能取一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看看注重哪种教育更可能。

明显的是，学校能有效地教学生数学和语文。但是，中小学是培养素质的有效场所吗？人的很多个性是从很小的时候起经过长期熏陶养成的，而进行这种熏陶主要是靠常年围绕着他的家庭及其周围的人群。由此而成的个性，我们能指望一个一周见上他几次的老师通过伦理课或德育课对其有很大影响吗？上伦理课不一定能培养伦理很好的学生，因为人的素质不是靠上伦理课上学出来的。真地能对学生有影响的是给学生上课的老师群体，他们能否对学生起到好影响依赖于他们是不是能做学生各项素质发展的楷模，是不是能通过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重视老师的素质。顺便指出一点，这不等于说要让每个老师都有学生所需的所有素质，或是每个老师都必须是道德典范。对一个孩子重要的素质很多，我们不能期待一个老师有所有这些素质。比如，一个老师也许在道德上谈不上是什么典范，只是还说得过去，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样的老师，在找不到更完美的老师的情况下，对学生也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校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选择老师来实现，上素质课是没什么用的。当然，这不等于说学校不能教育学生素质。但为此学校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也不一定很好。我们要把有限的精力花在所谓的素质教育上，必然会耽误数学、语文这些基本的教育。这样一来，学校很难直接教育的东西占了有限的资源，非但没有什么直接成果，反而把学校能教育的东西给耽误了。

所以，素质教育虽然很重要，除非我们能象过去贵族教育那样为每个人投入很多资源，我们就不应该让学校承担直接和全面教育学生素质的责任。但是，如上所述，学校可以通过对老师素质的强调对学生素质有间接的影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学生的有些素质是对语文、数学教育很重要的，这些素质包括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态度和基本纪律。在这个问题上，越是成绩差、资源少的学校就越需要这些方面的素质教育。我们中国采取的办法是镇压，或有些无奈或不关心学生的老师干脆就放任自流。这个问题是个很困难的问题，不一定有个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第一，我们至少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在培养老师时不能只让他们会教专业课，而同时让他们对少儿心理的相关事物有了解，让他们有做孩子王的管理、领导才能，让他们能有一套办法帮助学生在他们教的语文、数学课上养成一些基本的与学习很相关的素质。第三，学校教导处的老师也应有能力做到引导学生的作用，而不是只会挥舞着处分的吓人的门神。‍‍

这里，我再顺便说两点相关的问题。第一，很多中小学里是女老师多，男老师少。这样也许会对学生素质的平衡发展有不良影响。第二，很吊诡的是，美国在六十年代民权和女权运动前男女不很平等，使得很多优秀的女性只能到中小学当教师。这也许是美国中小学女老师多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美国男女平权以后，原来很多素质高的女性去做别的工作，造成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降低。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不是我能在这里讨论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它们是问题，应该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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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近入学是洗钱（权）的有效工具

与中小学教育相关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选拔人才。中国以前的方法主要是考试。对这种选拔人才方法的一个批评是它只重视考试，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使学生不快乐，还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其解决办法之一，是提倡就近入学。这在中国的小学和初中入学上已广泛实行。这种入学办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初中实行就近入学的时间还短，其效果可能还不明显。美国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就近入学。所以，我们不妨从这种方法在美国造成的后果来想一想它会在中国造成什么后果。更多留学新闻阅读请访问：

在美国，象中国小学分管片上学一样，学生上哪个公立学校取决于他家住在哪个学区（school district）里。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的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区的家庭所交的与教育有关的那部分税款。其结果是如果一个学区的家庭总体上相对富足，这个学区的学校就相对有钱。在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里，这就导致了这些学校无论从硬件设施上、老师质量上（因为有钱的学校能用钱吸引和留住好的老师）、师生比例上（有钱的学校可以雇佣更多的老师；很明显的，其它条件相同的基础上，一个老师管的学生越少，他就越有可能在每个学生身上花更多的精力，其效果就可能越好）、学生平均素质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但衣食无忧，其衣食质量还要比穷人家庭更好；这些家庭的家长的平均素质也要比穷人家庭的家长高些，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也可能更多），都比较穷的学区有很大的优势。这样，从小学到高中，富裕学区的学生总体上就得到了比穷学区的学生好得多的教育，其在校所学的科目、相对难度与成绩、及其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上都要比穷区的学生要好。当然，美国大学在选学生时，还常看个人写的一篇文章、社会活动、推荐信，等等。但在这些项目上富裕的学生总体上都可能比穷学生做得好。比如，他们的家长有能力安排他们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们所在的学校也能雇有经验的老师帮他们选择合适的大学，并教他们如何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学校所需要的人。甚至，在美国，有人专门教学生如何准备入学的各种材料。但是，要得到这种服务，家长要花上一大笔钱。相比而言，为糊口而奔波的穷人家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让孩子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其所在学校也往往不可能有财力雇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学生选择大学。这样，富裕学区的学生就更有可能上大学，或上好的大学。我们都知道，美国已经步入以所谓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上不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是一个人在社会里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没有这个能力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的差别。所以，通过这套教育系统，上一代收入的差别就转变成了下一代的能力差别，而下一代的能力差别会转变成这一代人的收入差别。这就意味着贫富之间只有名义上的可流动性，但实质上贫富差别成了世袭的。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世袭”是不为人所接受的。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系统名义上是允许流动性的，而上一代的财富通过这套系统“洗白”了，洗成了下一代的能力。由于个人能力差别导致了其它不平等听起来很正当，也为人所接受，尤其是对相信个人奋斗的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这样，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穷人受穷：谁让他们少壮不努力，老大了伤悲自然是活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美国这个名义上的平等的、只以个人能力分高下的社会实质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蜕化成了以财富划分的世袭的等级社会。这个社会也许比等级社会还糟，因为它自以为是平等的而因此不思改变。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实质的等级社会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远离穷人的真空中，缺乏对穷人生活的一手了解，也对他们的处境缺乏同情，这进一步地造成了没什么人来改变这种实质上世袭的贫富差别。

如果笔者所认识到美国就近入学的公共教育系统所造成的结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它能告诉我们这些关切中国教育改革的人什么教训呢？以前中国小学也是就近入学，中学也有地域限制。但是，以前中国是个经济上相对平等（或准确地说，平等地贫穷）的社会。但是，即使在这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而旧有的、地域性的公共教育制度也是维持这种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使城乡差别成了实际上的世袭的等级差别。现在，中国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虽然中国的学校还没有象美国那样依赖于其所在的一个小区的税收，但是住房的商品化导致了类似的结果。比如，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捆绑”式地开发一片住宅区。通过钱、权、关系让好的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搬到他们开发的小区里，或在那个小区设立分校。原有好的小学周边能就近入该小学的房产也开始猛涨。这样，这些好的公立小学变相地成为有钱人孩子的学校。并且，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上的社会。这样，有权的人往往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或通过权钱交易帮有钱人的孩子上好学校，自己也从中得利。这种权钱交易美国也不是没有，但是其相对完善的制度使得这种交易的程度轻得多。不管怎样，在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中国小学、初中的就近入学就很可能成为洗钱、洗权的工具，使社会贫富、权力分化世袭化。

问题清楚了，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预先知道一个孩子在某种条件下将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制度来对他因材施教。但是，除非公立小学负责入学的老师都能有这种预知未来的第六感，我们恐怕都没法这么做。并且，孩子的很多能力是教育培养的结果，而未入小学前孩子们的能力还没有通过培养展现出来。所以，至少在小学入学上，我们无法公平地用一个选择机制来甄别学生。同时，我们不想让社会成为实质上的等级社会。所以，我们应该设计可能的机制来保证学校资源的相对平均和学生来源的相对多样。这些可能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教育的，我的见识也有限，因此我无法给出一个全面的答案。这里，我只能给出一些不成熟的、不完善的建议。比如，我的朋友钱江告诉我，与美国通常是一个学区征的税只用于这个区不同，一些欧洲国家将整个州或省的税平均地分配到地方学校。我们从这个办法可以想到，一个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采取某种“劫富济贫”的办法，使得相对贫困地区的学校能直接地得到从富区弄来的财政支持。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有健全的法治，使得劫富的钱能真地用到穷孩子身上。另外一个办法是模仿比如日本实行的教师定期轮换制度，让不同小学都能分配到好的人力资源。

至于初中的问题比小学要复杂。小学毕业生的能力已有了相对可靠的分野，但同时，这种分野还不很定型。这时，如果因为一个小学生可能属于大器晚成型而依其现有能力将他放到一般的初中去，其潜能有可能就由此不再能实现，这是个很不公平、也对社会无益的事情。我们还可以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但如上所述，我们同时就需要做很多能平均资源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据学生小学毕业的能力不同将他们送到不同的初中，但在较短的时间内给他们重新择校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应回到以前的初中、高中入学考试来分级的方法。但是，这两种办法哪个更好，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办法，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5.考试是选拔人才相对来讲最公平的方法

但是，有人会反驳说，考试不是考察能力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应该全面的考察学生素质。所以，初、高中，尤其是大学应该取消考试，或除考试之外加强对素质的考核。对此，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的大学入学并没有取消考试，而是除了要考试之外，还要证明自己能力全面，并有好的推荐信，是一个全面发展而不是只会考试的人才。但是，有趣的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也是只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因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是纯白种的美国精英的后代（这里“纯白种”指的是所谓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美国的第一批欧洲移民的精英多属于WASP）。但是，哈佛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意到犹太人不断渗入到哈佛等精英大学，这是哈佛大学所不愿见到的。这里面有种族主义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因素。前者大家都能明白。至于后者，我们要知道，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在美国二十世纪早期，政、商界的精英多属于WASP，而本身是WASP的人就更可能在这个世界里取得成功。因此，学校招这种出身的学生，让他们在这个学校受教育，之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绩，他们就会对学校有丰厚的回报。所以，哈佛大学希望限制没有深厚背景的犹太人入学，但他们又不想违背美国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毕竟，仅仅因为一个贵族子弟是贵族或纯种白人就让考分差的他上哈佛对谁都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很“天才”的办法：打着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旗号，他们要求学生不但要提交考试成绩，还要在课外活动上表现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赖的人的推荐。但他们实际想做的是通过看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推荐人把那些刚富足起来的犹太人排除出去。这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家庭即使相对富足，也还没能达到、也没有习惯去做纯种白人喜好的活动，他们也不太可能认识社会上层人士来给他们的孩子写推荐信。这样，打着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旗号，哈佛大学成功地遏制了犹太学生的增长势头。其他常春藤学校也因此争相效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它们“血脉”的纯净。

但是，一个有趣的转折是犹太人还是想削尖了脑袋钻进哈佛等名校。为了适应这种教育改革，他们就从中学时开始准备哈佛所要求的各种硬性条件，比如参加“正确”的运动项目，等等。到了50年代之后，犹太人还是成了哈佛这样的名校的主导力量之一。近几十年来，与犹太人在重视教育类似的并也开始富足起来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在内，逐渐替代了犹太人，成了美国精英学校迅速上升的少数群体。

一般来讲，美国社会整体比较富裕，比起中国来讲可算地广人稀。即使美国人不上最好的大学，或上了大学不去做最赚钱的或最稳定的工作，他们也能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现代化的住房、车子、等等）。不象在中国，你必须混到社会上层才能有体面的生活。所以他们也许没有中国人那么大的压力，选择上也能承受多元化。但这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并不是教育本身直接造成的。可是，这只意味着美国人不象中国人那么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虽然可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现在美国家长，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亲身体验到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人，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与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人是有一比的。从幼儿园教育开始，他们就积极地为孩子做准备，上好的幼儿园，让孩子参加“正确的”，意即好大学所看重的各类活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孩子素质的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的需要。但是明显的是，只有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产阶级才能真地承担这些准备。这种状况，与上述美国式就近入学的制度一起，就导致了好学校总体上被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所占据。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能得出什么教训呢？第一，象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的，我们要考虑到美国学生的轻松与选择上的多元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强调应试还是强调素质教育的直接结果，而是美国社会相对富足的经济状况所致。第二，我们看到，全面考察学生素质听起来很好，但它却有着很阴暗的起源。当然，如果只是起源阴暗倒也没什么。很多结果光明的东西起源也很阴暗，而高贵的理想常常导致可怕的后果。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美国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起源是为了变相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这里，我们不得不想想，如果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不用相对明确的考试，而用比较模糊的全面素质考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想，一个很可能的后果就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的孩子会被“认定”具有优秀的素质，占了大学里本可以属于也许通过考试能“翻身”的穷孩子的位置。并且，在这种直接地以权谋私或以钱谋私的情形之外，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更有资源把他们的孩子打扮得更有“素质”，送进好的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如不加管制的就近入学一样，考察学生素质就成了变相地考察他们的家庭的权、钱背景的工具，就成了帮助有钱有势的家庭洗白他们的钱、势的工具。‍

所以，虽然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明显是不完美的方法，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是否有更完美和公平的方法？我想是没有的。如果在中国实行美国的所谓全面考察一个学生的办法，其现实结果很可能是没有良好经济背景的学生就会以更大的比例被淘汰掉，特权和腐败就会更泛滥。与之相比，用考试来决定学生去什么学校至少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考试让向上奋斗更加可能，社会底层的，比如农民的孩子更有机会通过考试上大学，改变自己的身份。并且，我们还要意识到，即使我们想采用美国的办法并能保证权、钱不扭曲这套制度，实行这套制度的代价是很高的。美国每个大学都要有庞大的招生部门安排学生来访、阅读学生材料、并组织学校的教师参与面试。美国比中国富裕很多，高等教育也普及得多。这样每个学校才有可能承担这个任务，其至少是表面的公平性也有其相对完善的法治所保证。所以，即使把我对美国这套系统的批评放在一边，我们也还不能认为中国有充足条件来实行这套制度。所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当今中国是最公平的选择。

当然，这个说法并不等于说我国当今的考试制度不需要改革。象上面已经提到的，比如在语文等科目上我们考的内容应该是东西方真正的经典，而不是赶时髦或时势造就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教材恐怕也带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没能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念，而在复杂的历史问题上也缺乏多方面观点的介绍。一般来讲，我们考试制度需要改革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考的东西应尽量使学生应该和需要掌握的，而考试的设计也应尽量地反映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应该尽量不让考试退化成一个与其它知识和能力无关的技能。当然，我们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而不可能彻底消除上述弊病，因为考试作为一种选拔制度总是有其内在的缺陷（大家可以想想我们中国人是如何迅速地缩减了——但并不是彻底消除了——TOEFL和GRE中真正测试英语能力的成分这一点，我作为新东方学校的一个前任GRE词汇老师是深有体会的）。但是，它内在的缺陷并不意味着有现实上更好的替代方式。避免考试的弊端的另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办法尽可能保证初级教育的平等，这样使得考试不退化成洗钱、洗权的工具。另外，在考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更灵活的措施。我们一直都有特长生加分的制度，这个特长生也可以包括那些极度“偏科”但确实在其所偏科目上有前途的学生。还有，我们的高考是以学生在一天的表现来决定学生几乎是一生的前途。与此不同，美国的大学主要参考性考试SAT是有不同的考试时间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公平的办法：比如高三下学期安排四到五次考试时间。学生可以考二或三次，并可以选择去掉一次成绩，以剩下的成绩作为他们报考大学的成绩。当然，这样的花费就会很高。但是，高考很重要，因此多些花费是正当的。至少，我们应该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成绩以后再来报志愿。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以考试为主的制度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的办法。‍‍

另外，反对所谓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基于考试与一个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无关这种说法，但它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想当然的结果。它不但偏颇，并且还缺乏经验证据。就教育本身而言，经常性的考试是老师知道自己的教育结果和学生得到及时反馈的良好手段。并且，我们现有的认知科学的研究似乎还显示了，经常性的考试不仅仅是个评价、反馈的手段，它们还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就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在美国已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其结果支持了高分高能的观点。当然，这些研究都有其局限，我也希望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等能做更多的经验研究。另外，反思我们的日常经验，我们应该意识到，为了考试能出色，一个学生就必须克服自己的本能欲望（比如打一天电子游戏而不是做枯燥的数学习题），勤奋工作，为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并且他必须有掌握一套知识体系的能力。所以，通过高考，我们在考察了学生对某一套确定知识的掌握能力同时（这套知识本身对学生的素质的关系及将来的发展也许不大），我们更是考察了这个学生对其将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素质。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恢复高考以来，所考的东西并不都是值得考、值得学的东西，但是考出来的学生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有时会有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的印象。但这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认定高分会高能，所以偶尔出了个高分低能的人就会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扭曲了我们对分数与能力之间联系的看法。

教育是有关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不幸的是，它总是要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笔者不是教育学家，而笔者上面的思考肯定会有它的毛病。笔者只是希望，我们不要从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走向另外一端，一味地崇美而对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不加分辨。我们应该多些多方面的思考。并且，我们不应该总是想当然，而是应该多做些切实的经验研究。如果这篇文章能阻挡一下使我们随波逐流的那些潮流，让我们能站住了，好好想想自己真地要往哪儿走，那么笔者就会十分满足了。